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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看滴滴是如何用声明回应的，在一堆大话套话之后，滴滴再次“深深的自责和不安”，紧接着在第三段画风突变：“关于孟女士在个人公众账号文章中所描述的一些情况，我们也通过客服录音进行了细致的核实，要求我们的团队进行深刻的复盘，找出导致沟通不畅，发生误解，用户不满的问题所在，对于孟女士和其他网友们的批评、鞭策，我们都会认真对待和自查，并真诚地向孟女士表达我们的歉意。如果孟女士同意，我们可以将相关记录向社会公布，我们也希望更多地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提高专业水平，更好地服务广大乘客和车主。”

第三，有些国有企业有着政府的“背书”或者“隐形背书”，政府承担了国有企业刚兑预期。比如《区域分化视角下的债务问题》一文中提及的地方城投平台公司，此类债务是没有企业的基本面支撑的；第四，有些重大经济政策执行主体为国有企业，同时需要有金融机构提供配套支持的，比如区域经济开发政策配套的中长期开发贷款。这类融资往往也不符合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也不具有经济基本面的支撑。

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马恩国大律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对于“暴动罪”等一些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的行为，如有证据显示被告可能会再犯，法官就不应做出同意保释的决定，而“现在有一些被告，前一天被控暴动罪被法官保释后，第二天就又出去再犯”。正如顾敏康所说，警方前脚抓捕，法官后脚放人，即使保释符合程序，也不可能完全避免疑犯弃保潜逃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旺角暴乱案中，涉嫌暴动罪的黄台仰和李东升正是在获准保释后，弃保潜逃至德国匿藏，18岁女子李倩怡也在提讯前弃保潜逃，赴台湾寻求“政治庇护”。

但从目前来看，一些共享单车平台一方面将用户押金用于支付或者延期支付供应商货款，同时并不支付用户利息，实际上构成了“类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使用押金购买理财产品，获取收益，构成了“押金盈利”模式。“类金融”模式有利于企业的规模扩张，但其对企业自身经营的潜在风险不可小觑。比如说，如果企业出现意外资金缺口，或者爆发负面舆论时，就很可能出现挤兑的情况。倘若企业能够顺利支付，倒也罢了，一旦出现支付困难，就会有更多用户要求退押金，造成挤兑，企业就会面临破产的危机，这也正是当前ofo所面临的困境。而“押金盈利模式”，对消费者和社会也会造成不小的风险。目前对共享单车押金的监管还近乎空白，甚至没有独立第三方监管，平台如何使用押金、是否挪用等情况，公众不得而知，其中风险究竟有多大亦难以估计。

作为一名国企退休员工，年近70岁的老周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老股民。但4月入手秋林集团的股票之后，老周眼看着自己的投资资金打了水漂。用老周的话说，他买入秋林集团是基于公司当时不错的经营情况和百年品牌，买入之时，秋林集团也属于低价股范畴，每股净资产高于当时股价。但谁能想到，刚入手不久，公司就被“ST”，之后便出现了连续跌停的局面，怎么也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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